《卡拉马佐夫兄弟》简介

修罗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кий，1821～1881），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鬼》（1871～1872）中已没有被伤害与被侮辱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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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佐夫三兄弟分别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伊万·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然后他们又分别爱上了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维特洛娃、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维尔霍夫策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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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好谈。大凡明智和审慎的话都已经说尽了。可是，那些话虽然曾经使人感到新颖而充满智慧，却已经又成为陈词滥调了。然而，当我们身处困境，沉入冥思而走向诗人时，我们又仿佛觉得他那可爱而又可怕的形象总是笼罩着玄奥和谜一般的氛围。
　　
　　那些阅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市民，他们躺在沙发上，从幽灵世界中获得一种惬意的恐怖。这样的人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读者，而那些对陀氏小说的心理分析津津乐道，并且撰写出色小册子探讨其世界观的学者和智者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读者。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当我们孤独苦闷，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时，当我们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疯狂而美丽的残酷，并对生活一无所求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去聆听这位惊世骇俗、才华横溢的诗人的音乐。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欣赏者和评判者，而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爱难者共命运的兄弟，我们承受他们的苦难，并与他们一道着魔般地、駸駸乎投身于生活的旋涡，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盘。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在陀氏的作品中，有两种力量攫住了我们，而在两种因素和对立两极的彼此消亡和矛盾中，却生长着神秘的深度和巨大的广度。
　　
　　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忍受，是对人性之残酷野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只有经历死亡，进入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的上帝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汲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这第一种声音是肯定死亡，否定希望，摒弃一切想象的诗意的美化与安慰，正是这种美化和安慰使我们习惯于那些可爱的诗人们对人类生存的危险和恐惧的掩饰。陀氏作品中的第二种声音，即真正的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不同于死亡的因素，即另一种现实，另一种本质：人的良知。尽管人类生活处处有战争和苦难、卑辱与伪善，但总是还有另外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人面对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即使良心也许会引领我们穿越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导致不幸与罪责，但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而无法忍受的无意义状态，使我们进入与意义、本质和永恒的关系之中。无论道德还是法则，良心都与之无关。良心可能会与道德和法则势不两立，不可共融。良心无比强大，它比惰性，比自私，比虚荣都更强大。当苦难深重，迷障重叠时，它总是能敞开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不是返回死亡的世界，而是超越这个世界，走向上帝。通往良心的道路艰难曲折，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愈来愈背离良心，他们抗拒着，背负日益沉重的压力，因良心窒息而归于毁灭。然而，在痛苦与绝望的彼岸，使生活充满意义，使死亡得以慰藉的宁静的道路随时向每一个人敞开着。有一类人不得不长久地与良心相抵触，充满罪恶感。他们只有穿越了所有的地狱，体验了所有的恐惧之后，才能最终对自己的迷误慨然有悟，并经历那转变的瞬间。另一类人则不相违于自己的良心，他们是那种少有的幸福的圣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仅仅只能伤及他们的外表，而绝不致于刺痛他们的内心。他们始终纯洁无瑕，微笑是不会从他们脸上消失的。梅什金公爵就是这样一种人。
　　
　　在我沉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段日子里，尤其是当我面临绝望和痛苦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这两种声音，这两种学说，在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一位音乐家身上我也体验过相类似的东西（尽管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去喜欢和聆听这位音乐家的作品，正如我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这就是贝多芬。他追求幸福、智慧与和谐，但它们并不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寻获，而只有在濒临深渊的道路上才能显现出来，它们不是轻易就可采撷的，而只能是受尽折磨和苦难。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四重奏中，有许多乐章从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浓郁气氛里闪耀出十分动人的、纯真的柔和的魅力，这就是对意义的预感，对拯救的意识，这一切我们都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重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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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插画《撒旦试探》，多雷作品，讲述了耶稣不为魔鬼所惑的故事
按照木心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文学的最高峰，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又是陀氏的巅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著作中，《宗教大法官》一节的存在，类似于一部独立的“篇中篇”，反映了陀氏最理性，最惊人的宗教思考。平心而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所谓的“悬疑小说”并不好读，用余华的话来讲，陀氏的文字十分“硬”。此处的“硬”，是形容文章的诘屈聱牙，让人读后如坠云里雾里。从这个角度讲，《宗教大法官》就可谓是金刚石一般，硬到人咯牙了。说来也遗憾，许多一腔热诚的读者在此处碰了壁，都垂头丧气的被劝退了。既然《宗教大法官》一节绕也绕不过，读又读不懂，我便忽然有意做一名“掮客”，尝试着去揭掉《宗教大法官》神秘的面纱，牵一牵线，让更多的人能走进陀氏波云诡谲的精神世界。

有言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下非文学科班出身，亦非学富五车之人。“栽树”之事本轮不着我做。可每每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颗文学史上的夜明珠，竟如此门庭冷落，便不禁为众生扼腕叹息。人们应该相信，人类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一样，都值得去勤勤恳恳的探索。为此，我决定去“栽树”了，本着热爱人类的初衷。哪怕身手笨拙，最后只长出一根光秃秃的木桩子，好歹也算是一块通向圣殿的指路牌，总会让行路之人少一些迷途风险。每思及此，欣欣然也，唯觉功德无量。

                                                            1.将屠刀架在耶稣的脖子上

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城市塞维利亚。此时距离耶稣遁世升天已过去了十五个世纪。信仰上帝的民众受教会管辖，依旧炽热的维护着自己的信仰。然而，对于人类而言，十五个世纪太长，又因为没有任何神迹，以至于社会上开始有异教徒出现。教会大权在握，为了维持正教地位和社会稳定，便会在广场上当着万千民众的面，对被捕的异教徒进行“宗教裁决”——活活烧死。那天，在塞维利亚的一座刚刚烧死近百名异教徒的广场上，耶稣降临了。他想来看看民众，带着一些“返乡探亲”的意味，他又重新回到了人间。人们发现了他，认出了他，环绕着他。他向人民显露了慈爱的神力：治愈了一位失明老人，又复活了一名七岁幼童。这时，担任宗教法庭庭长的红衣主教本人路过看到了这一切，令人震惊的是，他并没有和民众一样为耶稣欢呼，反倒是立刻命令士兵将耶稣逮捕，押入大狱。没人敢反抗，毕竟红衣主教权势滔天，民众早已被驯服。

入夜，红衣主教来到大牢看望耶稣，并和耶稣进行了彻夜的长谈。他非常生气，认为耶稣对人世的造访简直就是添乱。他已经做出决定，决定第二天就以惩处异教徒的名义，将其在广场上“宗教裁决”。

这是个误会吗？红衣主教是不是糊涂了？耶稣怎么能被杀死呢？他反抗了吗？诸多疑问扑面而来。后面的所有内容，就是红衣主教对自己行为动机进行的解释。换句话讲，《宗教大法官》的核心，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红衣主教之口所讲述的——为什么耶稣该死。

                                                                 2.嘘！这是一个秘密

耶稣受试探：（路加福音 4:1-12）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甚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注：“顶”原文作“翅”）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陀氏在《宗教大法官》中对上面这则小故事给予了极高的褒奖，评价其神奇，深刻，富有力量。陀氏认为，这则故事将人类历史全部归纳在了一起，并对人类未来做出了预言，同时汇集了人性中所有深刻的历史矛盾，不可谓不伟大。读者觉得不明就里，为此陀在后文中对这则故事进行了高度的提炼，认为其讲述了三件事，即秘密，奇迹还有权威。这三者是人类通向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让人类丢掉自由，走向灭亡的死亡号角。在陀氏的眼中，世界如此荒谬，幸福和自由，如鱼和熊掌般不可兼得。然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请读者想象一下，恋爱中的女孩是什么样子呢？她渴望男孩的爱慕，又希望这爱慕是纯粹的。她们会说，你要爱我，但不能因为金钱，甚至不能仅仅因为美貌而爱我，这种爱太浅薄，以至于不配称之为爱。我要的，是你对我灵魂的爱，无论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无条件的爱。

耶稣之渴求亦是如此。他渴求世人信仰，但这信仰必然要是绝对纯粹的，是出自人们内心自由的选择。在耶稣受试探这则故事中，耶稣只要听从魔鬼的指令，将石头变为面包，那么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收获一大批拥趸。因为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资源，是利益。谁能解决全世界人的生存问题，谁就是万人朝拜的神。但耶稣拒绝了，他深知，这种顺从是被食物收买来的，人类下跪的不是上帝，人类下跪的只是面包。这种被面包奴役了的信仰，毫无自由可言，与上帝的初衷相悖，耶稣不要。

从奇迹的角度讲也是一样。耶稣如果按魔鬼所说，从殿顶一跃而下寻求神之手的举托，这种神迹的出现便能轻而易举的把全人类折服。生活中常常被无神论者拿来反诘的一个问题是，“假如真的有神，那他为何不现身显灵呢？”是啊，人太容易被奇迹奴役了，上帝只要稍稍露出一个脚趾头，全世界的人就都会向他跪倒。可这是自由的爱吗？是上帝想要的吗？耶稣需要的，是人类无需奇迹也能与神同在。

可见，信仰是一件门槛多么高的事啊！人总是秉着交易的本能去看待问题：你给我什么什么，我就如何如何。那假如上帝不能给你利益，也永远不会显灵，你还愿意相信吗？你身边的那位恋人，长相平凡普通，经济也并不富裕，你还会爱他/她吗？仅凭这一份并不单纯，并不自由的爱，绝大部分的芸芸众生就会被上帝拒之门外。

这时，一些虔诚信仰上帝的人觉醒了。他们开始质问，上帝这样做的初衷何在？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被拯救，上帝还是博爱的吗？难道那些为了面包，想看一眼神迹的弱小的人，就不值得被拯救吗？难道说，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上帝本就不打算拯救所有人，他只是想从这些芸芸众生中，筛选出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信徒。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考验？！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连他们自己都震惊了，假如是真的，那他们就窥探到了上帝内心深处的一个天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顺着历史长河注视着人类的世界：众生迷茫了。除了少数决意无条件信仰的人留在了耶稣身边，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外，剩下的大多数人开始了无尽的征讨，杀伐和造神运动。“谁能给我面包，我就为谁跪倒！”从此，异教兴起，杀伐不断，血流成河，人世乱作一团。

“不能再白白流血了，该救他们呀！”这些悲天悯人的上帝信徒开始觉醒，他们认识到，人类只有被统治这么一条路可走。自由没收，面包分发下去，才是治世之道。

“可怜的人们没法在死后走入天国了，但我们可以筑造人类现世的幸福。”这些人这样想着出动了，他们背弃了耶稣基督，在魔鬼面前下拜。魔鬼的第二次试探，权柄，荣华，耶稣没要，他们要了。他们扯起了一面耶稣基督的大旗，披上红色斗篷，腰中悬挂着一柄利剑，建立起了教会。

他们将万民招致身边，谎称自己就是耶稣的代言人，他们说，“你们跪了我，就是跪了耶稣基督。放心，面包会有的，奇迹也是存在的，只要你们乖乖听话。”他们挥了挥手中的长剑，厉声说道：“再有作乱者，格杀勿论！”。于是，断壁残垣得到修整，刀光剑影也不复存在，社会在有序的统治中恢复了元气，从此国泰民安。有时会有人问上一句，“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呢？”红衣主教慈爱的看着他说，“幸福是教会给你的，所以就只能是耶稣基督。”说完他们意味深长的笑了，他们心里清楚，自己在为上帝保管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3.醉生，梦死

这回明白了吗？上帝布下了一场阴谋，信徒们为了拯救人类，上演了一出“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好戏。

上帝设置的这局游戏难度太大，很少有人能够通关。惨遭淘汰的大多数，只能跟随着教会另谋出路。

摆在人面前的，是一道在幸福和自由之间二选其一的选择题。选了幸福，就要承受身后的地狱之火；选了自由，就要承受现世的饥饿，贫困和无辜的死亡。

陀说，“地上面包的旗帜，你为了自由和天国的面包加以拒绝。”这道选择题荒谬无比，它酿就了人类命运本身的悲剧。

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高瞻远瞩，扼杀了生物本能，以求换取天国的面包。但人类群体永远是短视的，他们渴望稳定，和平与繁荣，他们必然要无可救药的走上另一条黄泉路。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巨大到人类需要一个美丽的谎言，来掩盖住这一悲剧本身。这时，教会手持魔鬼赋予的权柄从天而降，他们表面上是耶稣代理人，实则是卑鄙的“谎言编织者”。他们维持秩序，散发面包，同时还安抚着人们，告诉匍匐在地的万民们，天上的父在等候着诸位。

事实上，连他们自己在内，都再也见不到天上的父了。他们本可以得救，但为了人类他们放弃了。他们手握着权柄，宣扬着奇迹，保守着秘密。他们向魔鬼屈服是悖逆的，可他们的生命又是悲壮的。

这时，那个“不知人间疾苦”的耶稣又降临了。他走走停停，动辄就秀一把神力，享受着民众诚惶诚恐的跪拜。人类通过流血牺牲而建立起来的秩序又出现了一丝丝裂痕，作为教会的掌权者，难道不应该将此人立即逮捕，投入大狱吗？

耶稣啊耶稣，羊群注定要被送入屠宰场，这已经够惨了。活着的时候，你还要来打搅一番他们的安宁，你难道不该死吗？

陀氏眼中的世界可以这样来比喻，它就像是一个运送着培养皿的传送带，培养皿中，温度适宜，泉水甘甜，食物充足，人们在其中过着婴儿般无忧无虑的生活，做着婴儿般圣洁的天国美梦。谁也不知道，传送带的尽头，其实是一张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在那里，天堂已封路，地狱早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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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它急切地想寻求人类被上帝抛弃的原因，同时一心想找回生活的真理。这部巨著从头到尾都能紧扣读者的心弦。书里有极可怕的场景，但也有无可匹敌的美丽画面。没有一本小说能如此奇妙地描绘人类的崇高与丑恶，也没有一本小说能以如此深沉的悲悯之情，如此巨大的力量，叙述人类灵魂可能承受的悲剧。他对受苦的人充满同情。只有自己身受过痛苦的人才能如此。他说："切莫做人的裁判者，要爱人；不要怕人们的罪，要爱罪人。"书中人物是作家本人痛苦而扭曲的病态心理的自然流露。他们既不真实，也不生动，但是一个个都带着生命的节奏在不断地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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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拿：就像一锅热腾腾的炖鱼糊，它脱轨离体并枝节丛生，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角色，过于冗长，但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留有空间让任何事情介入，这本书或许也容许圣灵本身在这里或那里介入，对我而言，阅读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经历——经历到上帝：他神秘的临在，以及他令人震惊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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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1881年2月9日，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执笔创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或许根本算不上一个意外——他的的笔筒掉在了地上，然后滚到了书桌下面，于是他起身搬动书桌，然而，这成为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动作，在他搬动书桌的时候，突然由于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饱受病痛困扰的他永远地倒在了这次意外之中，书桌上，还放着他未完成的遗作，就是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这部作品没有完成，但仍然是一部世界性的巨著，甚至把它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也不为过，引用一句有些俗套的评价——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这部作品的伟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显然比其它几部作品走得更远，可以视为其集大成之作，无论是《罪与罚》当中“到美国去”这条未能付诸实践的解脱之路，还是《白痴》中梅诗金公爵对周围环境徒然无力的感化，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延续。

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社会往往充满罪恶感，擅于揭露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但是在这部作品当中，他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善意。

卡拉马佐夫一家是整个俄罗斯的缩影，就如作品中所说：别的国家有哈姆莱特，而我们只有卡拉马佐夫。
提起卡拉马佐夫一家，很多读者想到的是由书中青年拉基津之口所说的几个特性——好色、贪财、疯癫。但是另一面，卡拉马佐夫一家还有两个更重要的特征，就是智慧以及理性和原始欲望的碰撞。

关于智慧，这一家人都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了自己异于常人的地方，这在作品中有过多次描写。

老卡拉马佐夫对于赚钱有着灵敏嗅觉，并且善于察言观色，在委托伊万去办理树林采伐权之前的嘱咐尤为明显，他叮嘱伊万通过对方胡子抖动这个细节来判断对方是否说谎的细节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正是现在心理学上流行的“微反应”最直接的体现。

伊万的智慧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饱学之士，更是一位敢于和宗教直接对峙的无神论者，伊万可以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质疑的代言人，其在《宗教大法官》一章中的论述是整部作品的关键所在，甚至有很多读者认为伊万才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人物。著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在他的《西西弗神话》一书中就多次提及伊万，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重要阐释，他认为伊万最具有卡拉马佐夫震摄人心的特质，而伊万的悲剧在于试图找到上帝以外的另一条路来爱别人，可惜的是，伊万没有具体的所爱对象，这种爱的情感因为无法表达而被世界否定，以至于伊万最终毁灭了自己。

阿辽沙的智慧在于悲天悯人，他深受佐西玛长老和基督教的影响，是卡拉马佐夫一家中最具“神性”的人物，虽然作品未完成，对阿辽沙的塑造也没有完全展开，但是这并不妨碍阿辽沙这个角色本身的感化能力。在纯洁的孩子面前，阿辽沙就是天使的化身，小说结尾处阿辽沙在葬礼上对孩子们的演讲是升华之处，完全可以看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充满善意的期待。

要知道，最崇高的精神力量，在今后的生活中对身心最有益的感受，莫过于某种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童年时代从故乡故居保留下来的回忆。关于你们的教育问题人们经常向你们谈起，而某一段从童年时代保留下来的美好而神圣的回忆或许正是最好的教育。如果能带着很多这样的回忆走向生活，这个人便可终生得救。
而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理性和原始欲望碰撞产生的的矛盾，德米特里的形象看似歇斯底里，有着和其父一样好色和贪财的缺点，但德米特里其实更像是父亲之恶、阿辽沙之善以及伊万之理性结合而成的矛盾体。他一方面纠结于格露莘卡和卡捷琳娜两位女子的感情纠缠，一方面深陷于父亲死后被判是否有罪的泥潭，在这一波三折的冲突当中，他的感情迸发非常强烈。

著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心灵分成了三个层面：智力区，这里滋生最坏的诱惑；情感区，激情泛滥；深层区，是智力和激情触及不到的，也可叫做复活区。如果照此来看，卡拉马佐夫三兄弟正好可以一一对应，伊万处在智力区，德米特里处在情感区，而阿辽沙则处在了深层区。当然，三个层面并无高低之分，彼此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明显。

能拯救一个人的，往往是一个不经意间的善举，就像作品里提到的一个葱头还有一斤榛子。
一个葱头的故事出自于小说女主人公格露莘卡之口：一个恶毒的老太婆一生之中只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好事，就是将一个葱头给了女乞丐，于是在她死后到了地狱，上帝便将这个葱头给她当作逃出地狱火坑的唯一希望。老太婆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拼尽全力向上爬，就在即将逃离火坑的时候，地狱中的其他罪人看到以后纷纷拉住老太婆想一起逃出，凶恶的老太婆用脚将别人踢开，妄想自己一个人爬出去，结果葱头马上断了，她被永远地留在了地狱里忍受煎熬。

这个故事被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改编成了短篇小说《蛛丝》，两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葱头和蜘蛛之丝之所以不能使人得到解脱，不在于它们本身的承受力，而在于每个人心底是否存在善意，无论葱头还是蛛丝都是因为善意而生，同样又因为恶念而消亡。

一斤榛子则是关于卡拉马佐夫家族长子德米特里的经历，在德米特里年幼的时候，由于缺乏父亲的关爱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本地的一个医生看到可怜的小德米特里之后便给他买了一斤榛子，这对一个肚饿的小孩子来说简直是最珍贵的礼物，德米特里也始终心怀感激，在长大成人之后专门去已经年迈的医生家中致敬表示谢意，这件小事也给被指控犯了弑父罪的德米特里赢得了众人的好感。

一斤榛子和一个葱头同样微不足道，然而两者却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力量，葱头之所以被毁灭和榛子之所以能够救赎其实质殊途同归，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两件小事表现出了对人类善意的鼓励。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大也是最明显的善意，给了纯洁的孩子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遗作当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写关于孩子的场景。

在伊万和阿辽沙关于《宗教大法官》的那次谈话当中，伊万给阿辽沙描述了多种人类对孩子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兽行”，给了阿辽沙极大冲击。阿辽沙本人自始至终都非常喜欢孩子并且深受孩子们喜爱，伊万的这次谈话给阿辽沙带来的，正是社会上关于孩子们最阴暗但是真实存在的一面。

将军吩咐把男孩的衣服脱光，可怜他浑身发抖，吓得魂飞魄散，一声也不敢吱。这时将军下令：‘赶他跑。’狗夫们便冲他大叫：‘快跑，快跑！’那孩子便开始跑……只听得将军大喝一声：‘给我追！’——指挥所有的猎犬向小男孩冲去。母亲眼睁睁看着一大群狗把她的孩子撕成碎片！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作品当中，目的当然是为了做出警示——如果这个世界连对孩子都不能表达出起码的善意，那这个世界一切所谓的“善行”又有什么意义。

小说中另一个关于孩子的重点描写是伊柳沙的葬礼，这部分每次读起来都让人潸然泪下。伊柳沙是一个自小疾病缠身的孩子，家庭的贫困更是让他的病情雪上加霜，而在父亲受到侮辱之后他的心灵也遭到了不可挽回的摧残，故事的结尾，伊柳沙不出意外地去世了。

伊柳沙的去世自然让读者悲痛万分，但不可忽略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仍然给了我们很大安慰，也传达出了他最后的善意。这个善意的发起者，正是阿辽沙和一群孩子。

阿辽沙是孩子们心中的天使，孩子们正是受到了阿辽沙的感化才竭尽所能给了病危之中的伊柳沙最后陪伴，他们想尽办法让伊柳沙开心，在伊柳沙离开以后自发地照顾他的家人，并且做出了最重要的承诺：永远不会忘记他给我们生活带来过的美好，这或许是对一个死者最好的怀念。

不管我们会变得多么狠毒——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走到这一步！——但只要我们回忆起我们曾为伊柳沙送葬，在他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爱他，此刻在这块大石头旁边，我们曾这样聚在一起友好交谈，——那么，即便是我们中间最狠毒、最好挖苦的人（如果我们变成那样的话），他在自己心里毕竟不敢嘲笑自己此时此刻曾经那么善良、那么仁爱。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所表达的东西远不止上述所言，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性以及宗教的探讨也格外深入，他的作品就像是一面面审视现实的镜子，无论多么细微或者深层之处在它的反射之下都无法隐匿。正如鲁迅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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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在于阿辽沙的对话中，谈到了关于“恶”存在的悖论，从而引申至对上帝存在的怀疑。简单来说，伊万提出了一个绝对合理的问题，即对上帝的信仰是如何与“八岁小孩被撕碎”这一事实共存的？即便整个地球从地壳到地心到地心都浸透了泪水，以便用苦难换取永恒的和谐，但这与孩子有什么关系？每次读到他们之间一长段对话，都被陀老的深刻与洞见震撼到浑身颤抖，明明他自己是那么侍奉基督，却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粉碎自己的信仰：在天平的一边是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所有人幸福与和平，但在天平的另一边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仅仅只需要用她受到摧残而得不到补偿的眼泪就能为这座永恒的大厦奠基——这其实是比所谓电车难题的道德困境更极端化了，但还是让我们先抛弃所谓的功利主义原则，毕竟这一类所谓道德困境的问题都包含这样的核心意图：我们如何在做不到完美的事情中得到完美的善——伊万质问阿辽沙让他在二者中选其一，其实也是在一个措手不及间预设了“善”的残缺，也就是“恶”的存在。毕竟基督教的信仰追求的是一种全善，而如果在永恒的和谐中掺杂了零星无法补偿的泪水，那么这样的善也不会是纯粹的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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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男，俄国作家，是19世纪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与列夫·托尔斯泰难分轩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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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他的处女作——书信体小说《穷人》。1846年1月《穷人》连载于期刊《彼得堡文集》上。1849年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宣布于1849年11月16日执行死刑，但是在行刑之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癫痫症时常发作。1854年他终于得到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直到1858年升为少尉后他才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这十年的经历让他开始反省自己，笃信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