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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4年1月10日，美丽的卢旺达高原正处于短雨季和长雨季之间。阳光忽明忽暗，午后雷阵雨。这天下午，加拿大将军达莱尔秘密会见了高级线人皮埃尔。
他得到一个惊人情报：胡图族将与军方联手进行大屠杀，他们的兵力足以在20分钟内杀死1000名图西族人。
第二天，达莱尔向联合国总部发出标注“最紧急”的电报，这封电报，后来被世人称为“种族灭绝传真”。
联合国维和事务负责人安南却让助手回电：禁止采取一切行动。
达莱尔将军请求突袭民兵武器库以降低屠杀烈度。但联合国下令：这不符合安理会第872号决议。
达莱尔引用“协助收缴平民非法武器”条款，证明未越权。联合国回电：维和部队仅限旁观“监督”。
三个月来，达莱尔六次发出预警和行动请求，联合国均以“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程序”加以拒绝。多年以后，一位联合国发言人透露：安南认为达莱尔将军需要被“拴住”，他太心急了。
卢旺达进入了长雨季。大雨过后，彩虹横跨，银背猩猩在雨林间跳跃，天空飞翔颜色鲜艳的鸟类。阿卡盖拉草原，狮群、象群带着幼崽漫步。河水上涨，鳄鱼正好扩大捕食范围，是屠杀好时机。
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总统座机被导弹击中。军方找到屠杀理由。第一个目标锁定女总理阿加特，她一直主张与图西族和解，杀了她，可以放手屠杀。
联合国援助团派出10名比利时伞兵保护她，却奇怪地不允许他们开火还击。比利时士兵被包围两小时后，按照命令交出武器，被总统卫队带到军营。
等达莱尔将军赶到，发现10名比利时伞兵已被肢解，尸体像“一袋袋土豆”堆叠在一起，血肉模糊，无法清点人数。
女总理翻墙逃进联合国开发署的院子，总统卫队冲进来，当着联合国官员把她和丈夫射杀。清晨，军方按照名单一个个登门处决了图西族官员、记者、律师、人权活动人士，家人一并处决。
达莱尔将军曾接到图西族官员求救电话，那头传来官员家人被杀的声音，然后官员本人也被杀，一切归于沉默……
同步屠杀平民。全国每个路口都有民兵和士兵把守，发现图西族，当场枪毙。成千上万图西族人逃进教堂，但这里已不是避风港。
吉孔多波兰教堂，上百名儿童被冲进来的民兵屠杀。尼昂盖天主教堂，1500多名图西族人躲在里面。民兵用推土机推倒教堂，用砍刀和步枪杀死虚墟里每个人。尼亚鲁布耶教堂，民兵不分男女老幼杀了2万多人。
屠杀从盒子里放出，就不再需要动员，它像部强大机器自我运转。邻居会杀死邻居，学生会杀死老师，丈夫会杀死妻子，病人也会被医生杀死……你不杀图西族，自己也会被杀。大街上随处可见尸体，听见枪声、刀斫骨肉声，鲁济济河染成红色。
胡图人甚至放出HIV感染者，组成”强奸小队”，目的是制造“图西女人缓慢而不可逆的死亡”。他们并不避讳在教堂施暴，一名女性被20名男子轮奸，被两米长的尖棍刺入体内致死。
面对大屠杀，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竟决定：继之前把2500人维和部队削减到270人，撤走全部维和部队。
此时卢旺达，平均每天8000人被杀，每小时333人，每分钟5人。
比利时士兵在学校里保护2000名图西族人，接到命令，撤了。胡图族军队冲进来杀光所有人。比利时士兵在撤离途中也被禁止搭救路边上万名求助的人，以避免引发更大战争。
只有达莱尔将军抗命，他说：“我拒绝了一个合法命令，但那个命令是不道德的”。
他率领残余的维和士兵，保护体育场和千丘饭店等几处避难所，这里躲着数千名难民。
大屠杀进行了一个半月，联合国才同意将维和部队扩充至5500人。各国拖拖拉拉，6个月后才抵达，而此时大屠杀已结束——7月4日图西族反抗军攻占首都，中止长达百天的屠杀。
80万-100万图西族平民被杀，40万孤儿无家可归，50万女性被强奸，20万女性感染HIV。
在事后调查中，安南竟声称对达莱尔将军六次加急传真没有印象。但他未被追责，三年后反而晋升为联合国秘书长。
早在第一时间，联合国、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就意识到严重性，但并未调动附近驻军干预，中俄一直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由，沉默旁观——就像观光游客不能干预草原上动物间的捕杀。
只有达莱尔将军率领武器简陋的少量士兵，竭力对抗屠杀。他在遍地死尸的街道、村庄穿行，把幸存的孩子抱在怀里，收敛成年人遗体。他每天绝望地向联合国申请增援，但一无所获，只得眼睁睁看“小孩子在对岸被长刀砍死”，“全村被杀，鳄鱼在河里啃食人类残肢”。他同时得提防冷枪，他已被悬赏暗杀。
他在回忆录中念叨：4月的卢旺达正是万物繁盛的时节，山丘翠绿，阳光灿烂，天空鸟类求偶鸣叫，地面却是大屠杀后的尸横遍野。那个反差让他永远无法释怀。
他将回忆录取名《与魔鬼握手》，因为自己没能救下更多人，这无异纵容魔鬼。他四次自杀，用剃刀割开大腿，“当血开始流出，我感到了一种虚假的平静，觉得马上就要去和那些未能拯救的人团聚了。”
2000年，他因创伤后应激障碍退役，“我的伤永远不会愈合”。
达莱尔将军不必感到耻辱，卢旺达大屠杀是联合国永远的耻辱，政客们用“国际法”“联合国章程”“程序正义”纵容了一百万平民被屠杀。
（二）：
1995年7月11日，波斯尼亚的枫丹娜酒店，塞族司令姆拉迪奇举起巴尔干的李子白兰地，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卡雷曼斯碰杯。
姆拉迪奇说：“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
几个小时前，他说过同样的话，俯身把巧克力递给难民营一个小男孩，说：“不要害怕，没人会伤害你。”
两位指挥官喝洒的时候，外面大屠杀开始了。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塞族士兵把数万难民分开，妇女和孩子被送上大巴，男人被带走“登记”。1500男人被带进仓库，关门。士兵机枪扫射，甚至动用火箭筒。
另一部分男人被运到空旷农田，排成一排，机枪射击……
上万名男人企图穿越森林，“那是一条沉默的队伍，像一条黑暗中缓慢移动的河流，只有树枝折断的声音”。忽然间炮弹落下，埋伏的塞族士兵一通扫射……一切归于沉寂，士兵们把尸体埋掉。
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又用挖掘机把尸体挖出，埋到新的地方。所以大部分人骸骨散落在不同的墓地，家属只能对着几根未知归属的骨头，流泪凭吊。
这是著名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维和士兵整夜都听见附近屠杀声，无力阻止，他们只有四百人，无重武器；塞族军队有三千人，有坦克和炮兵。前些天，几个维和士兵甚至耻辱地被塞军扣押。
北约具有压倒性武力优势，如果联合国下令空袭，塞族早被摧毁，之后也不会发生大屠杀。但联合国坚持政治正确：空袭须经联合国文官授权。申请却一直没通过文官的漫长程序……最后，堂堂维和部队在联合国“安全区”，眼睁睁看塞族军队押走数万难民，杀掉。
历史学家总用那晚的真实场景进行讽刺：枫丹娜饭店里，两军指挥官在喝白兰地；外面野地，一排排男人被机枪扫射。
更讽刺的是，几周后联合国终于授权北约空袭——塞族军队瞬间即溃，屠杀结束。
国际刑事法庭对战犯的判词是：“这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制度性种族灭绝”。
谁又能说，这不是联合国制度性制造的种族灭绝？承诺“安全区”，但人数和武器严重不足，冗官、懦弱、腐败，最终纵容了大屠杀。
普利策获奖者Rohde文章里有一些细节：
一个6岁孩子摇摇晃晃从尸体堆里站起，寻找被打死的父亲；仓库地板变成深褐色，那是1500名男人的血积淤而成；田野泥土明显被翻动，有衣服角露在外面；记者走进城市、村庄，安静得像被时间遗弃，房屋被烧黑，窗户碎裂，狗在空街上游荡，但没有男人。
妇人说：“男人都走进森林了，这里只剩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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